西遞村的鼎盛時期是清初雍正乾隆年代，也是商業經營最為繁榮昌盛的紅火階段。西遞商業，有個重要特色，即“亦儒亦商，亦商亦儒。”清初時期的西遞人常把經商之人稱為“儒賈”和“賈儒”兩種。顧名思義，儒賈者，即以營商為名而行儒教之事；賈儒者，即以崇儒為名而行經商之事。徽商對傳統的價值觀取其精華，為我所用。對傳統的賈儒觀，本末觀加以融合，使儒家文化為自己的商業經營順利發展服務。徽州商人注重商德和修養，主張“以誠待人，以信處事，以義取利”；頌揚“以善為本，以和為貴，以德為基”；重視“賈而崇儒”、“興文重教”。

      正由于徽商中的大多數人都受了較深的儒家教育，使他們在經商活動中，善于運用心計，精于籌算，審時度勢，決定取予。被譽為“明經胡氏詩禮孝義人家”的胡貫三祖孫五代任恤可風，力做善舉之事，為西遞的繁榮昌盛、興旺發達作出了巨大貢獻。據方志、族譜記載：胡貫三之祖父丙培公曾捐資修建西遞至石山兩個自然村長達7.5華里的青石板路和外六都的橫崗鳳凰橋；胡貫三的父親應海公（官封正三品，通義大夫）和叔父應鴻公除共同捐資村前村后的修橋鋪路外，還在乾隆初期重建了村口的梧賡橋；胡貫三所做的好事，更是枚不勝舉。他生于雍正癸酉年（公元1733年），歿于乾隆甲寅年（公元1794年），是一位典型的“商、儒、官”融為一體的李唐后裔，巨賈泰斗。

      數十年商海的沉浮搏斗，胡貫三的生意越做越大，上至武漢、九江，下至蕪湖、南京，中到蘇杭二州，開設布店、南北雜貨店、作坊、當鋪、錢莊，家產如同滾雪球似的向前發展，號稱擁有“七條半街”店鋪，“三十六典”資產，成為了江南六大首富之一。胡貫三，官封正三品，通義大夫，繼承父祖遺風，樂善好施，除了捐資修建長268米、16個洞孔的歙縣太平橋和休寧齊云山登封橋以及黟縣漁亭永濟橋外，還帶頭捐助重資倡建了黟縣碧陽書院和西遞村口的明經胡氏始祖昌翼公的“明經祠”，同時還修造了休、祁、黟三縣九處大路160余里。胡貫三有三子一女，長子尚熷，字如川，官至從二品，除了捐造西遞村口的魁星樓、文昌閣和潭口村的癸酉橋外還繼承父志偕同二弟尚燾捐銀一萬五千兩，兩次擴建黟縣碧陽書院和縣城的東岳廟。三子胡元熙官拜正三品通議大夫，曾任杭州知府，上書房行走。道光甲申年（公元1824年）捐巨資主修《西遞壬明經胡氏族譜》，次年初完稿并請了清乾隆、嘉慶、道光三朝宰相、岳父曹公振鏞（歙縣雄村人）撰寫《族譜序》。

      胡貫三的孫子胡積堂、胡積成捐資重修村口的“七哲祠”和“凌云閣”以及黟縣城鄉最大的牌坊——“節孝總坊”。胡積堂畢生經商，晚年專著文章，為國內有名的收藏家和鑒賞家，被列為《中國美術家名人大辭典》和《中國讀書大辭典》。清嘉慶十三年（1808）在胡貫三逝世14年后，朝廷頒發了《奉天誥命》，其中一段話是這樣寫的：“元熙之父胡貫三，字學梓，捐建書院，造橋筑路，恤災扶困，福及鄉黨，善行所及，禮儀興焉。躬淳厚，乃宣猷之本；澤堪啟后，為貽謀之方。茲以爾子克襄王事，賈而崇義，樂善好施，特贈爾為通議大夫，錫之誥命，于戲！”綜合上述，可見西遞的鼎盛時期在清初，它與徽商的蓬勃發展是分不開的，而商業的迅速崛起又與儒學的普及推動戚戚相關。